又見“一案兩凶”。江西樂平2004年以來發生的十餘名女性被侵害、4起命案告破，庭審期間，被告人方林崽除了對所控多宗犯罪供認不諱外，還坦承未被指控的另外一起凶案，並質問司法機關“為什麼不查”？這宗發生在2000年編號情趣用品為“5·24”的案件，在七年前已“塵埃落定”，與方同村的4位村民被判死緩，目前仍在服刑。
在經歷了諸如聶樹斌懸案、浙江叔侄案等多起典型案件的洗禮西服之後，社會對於類似“死者歸來”、“一案兩凶”等荒唐司法案件不再那麼驚詫，就像對屢屢上演的強拆血案那樣。但是，於具體的個案當事人而言，哪怕再雷同的案情，依然是百分之百的苦痛，錯誤依然有被覆制的可能，而且在不停複製著。
“真凶”自承，但偵控審各方卻模糊以對，這樣的場景很熟悉。江西樂平爆出的這宗案件，到目前為止還未見重啟調查的跡象。然而這並不妨礙公眾回顧已“塵埃落定”的案件其波折的司法流程。從2000年案發到兩年後4村民被抓捕，隨後的司法程序幾經反覆，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後，樂平檢方曾以“事實不清，證據不足”為由4次退回補充偵查(起訴階段，甚至還剔除了另外辦公室出租一起搶劫殺人案)，警方甚至自己也承認“未提取到有價值的物證”。江西高院二審期間，同樣認為“事實不清，證據不足”發回重審，重審維持原判決後再到江西高院，卻用一句“鑒於本案具體情況”讓死刑改判死緩。
即便在所謂“真凶”未出現之前，那些偵控審中間重覆進行的司法程序，其“事實不清，證據不足”，是否同樣意味著一個人命關天的刑事案件疑點頗多，實難定案？而本案終審判決所留下的死緩餘地，是否會在可能的未來某天，又成為法院“守住了正義底線”的msata光輝戰例？“疑罪從輕”這樣一個莫名其妙的偽規則，被司法機關用來作為“兄弟單位”間勾兌、給面子的利器，後果是一起又一起案件中可能無辜的公民身陷囹圄。
“真凶”落網、而且良心發現，堅持一身擔起自己應受的懲罰，這無疑是小概率事件中的小概率事件，當這樣的奇跡發生，司法機關的複查、糾錯程序能否無障礙地啟動、運轉，考驗的則是司法機關的良心。如果制度化的新成屋司法良心，尚敵不過奇跡般的“凶犯”良心，那一定不會是可以期待的法治福音。誠然，所謂“真凶”自承，需要做扎實的證據認定，但如果以逃避錯案追責的心態去抵抗案件複查程序的啟動，以踢皮球的方式拖延、推卸複查的責任，司法機關所試圖建構的法治信仰將難上加難。一次錯案對法律所造成的傷害，一百件正確的判決都難以彌補，更何況，還有辦案機關與人員試圖阻礙案件的複查；更何況，舊案的辦理過程，是那麼顧不上程序，輕易排除不在場證據。
防範冤假錯案，形成剛性的認知、完備的機制，從文本宣言走到司法現實的路，需要盡最大可能去縮短，而不是拖延。2013年，包括最高法、最高檢、公安部在內的法律部門，在防範冤假錯案上屢作表態，讓各界不乏期待。在對待冤假錯案的態度上，起碼應當做到發現疑點(甚至是相當大的疑點)的案件，需要盡最大可能排除障礙，儘快啟動複查程序。在此基礎上才談得上確保被寄予希望的諸項制度真的靠得住、真的管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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